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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傳播安定——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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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03-05 17:40:00   來源:子長新聞網    點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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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在折家坪附近設寬州,以后在丹頭設丹州。元朝以前,有了安定堡。洪水把丹州摧淹,元朝把安定堡改設安定縣,縣衙前有元大德年(1297年)槐樹一株。所存民刑訴訟判決案卷,最早為元至元年間(1264 年)。山嶺“寶塔”為唐宋建筑,城外北郊“石宮寺”之萬佛洞,石窟中有千萬個小石佛,隨石窟之壁刻成,為隋唐時代所鑿雕。縣署所存之全縣人民納糧(交田賦)的“地丁名冊”,明朝者不全,清初的完全整齊周全。
        從明清兩朝五六百年,全縣人口為二里九甲,不到三萬以上。同治年回亂之后,全縣田賦一年才收九百兩銀子。陜北各縣多在三千、五千、萬兩以上,安塞、保安、安定、中部等七八縣是人口最稀少、錢糧最少之縣。關中,據傳好縣一年一縣要交數萬、十數萬兩。漢中,據傳富足之縣,年納二三十萬兩至四五十萬兩。因此,坐知縣官,不用貪贓賣法,光在田賦
足收(一兩收一兩一錢,便有二三千兩之正當、合法、公開、還落個清廉的外收入),就可坐而致富。一里是一萬二千五百人,至于一里是四川或五川,十甲或百甲,知者不輕易告人,致未弄明。
        庚子之前,官紳眾論,稱為“有地無民”之縣。地主之間,也以“空納糧”(只向縣衙出田賦,而土地無收益)向官紳訴苦。庚子后,因旱災及戰后處罰義和團人員,山西的饑民和河南、河北、山東的義和團散眾潰卒,移來流浪,落戶,墾荒。
       清末至 1920 年,全縣荒山荒地約占耕地少半,還行報荒辦法,把無主荒山向縣衙花點賄賂,向“糧名冊”一辦登記,數十、數百、一二千坰土地山川全歸所有,每年只繳納三五兩銀子的錢糧(田賦)。當時,年納一錢銀者,有地約一百多坰。不過,商人一兩銀在街市才五六百文或七八百文銅錢。而向縣衙交田賦,一兩銀子即須農民繳納一千五六百文或二千多文銅錢,另外還要給管收納人員送點鴉片煙或錢才行。否則,收了錢不記賬,農民還要出,差役催收還要出鞋腳錢,管飯,供大煙。農民,皆托甲長(不只十家之甲長,為收代繳田賦,一甲數十里方圓,千戶人家)或里正代交,甲長、里長為純盡義務職,每年春秋催問。據傳納糧戶有七八十年、三四代還輪不到一次。因而,人多不愿貪污,且認為是代人做好事,如修橋補路一樣的“善事”。 
        1916 年后,世局日亂,兵匪為禍,稅捐繁興,全縣改由十三個“保董”專為縣署征收田賦,稱為紳士。初為義務職,由富裕中農、富農、小地主等上升戶擔任,漸演至征收田賦之外,兼管苛捐雜稅之攤派和收繳。或任一年,或任半年。多由城紳和縣長議定、指定。故任者多不愿為、不樂為,一嫌惹人,二嫌誤自己的家務耕作,三嫌白效力,沒工資,出力不討好,
四嫌差役委員之騷擾。因此,民初,鄉紳皆非自愿,出于套弄或脅迫,有的是城紳欲謀其土地,或有宿怨私仇者,故向縣長薦任,借刀殺人謀產陷阱者。以故,潔身自好者,皆力辭不為,萬一被套住,搞一搞,完成一次,半年或縣長走,紳士換,亦辭退。
        1918 年前后,縣長、城紳,允許保董一年從尾數、附加,支用百八十元,作為生活彌補,還不是公開、合法的薪金。就這樣,反貪污斗爭還有,保董屢被控告,撤職,法辦,很難任過三年者。其最大貪污,年才不過三二百元。五百元以上,千元以上者即處以二年至三五年有期徒刑了。
        1921 年后,保董(區長)才許月支六七元薪金,(比兵餉或一樣或不及,比小學教員多,比年工能頂三二人的工資,比民團團丁能頂一個半的月入),作為正式、公開、合法開支。無辦公地址,其家即辦公處。月入十元以上,即可按貪污揭發控告。此時,保董皆在煙款附加、捐款附加中打主意,縣派一千,他向人民派千一二百。厲害的家伙,是把收到的公款,在未交之前,一月以五分、八分、一毛的高利暗貸出去,向上拖延一月、二月,從中漁利一批月息。至于尾數,在官紳易人,上邊不知、下邊無人過問之隙,從中中飽。至于挪用收下未交之款買鴉片、投機,那就不算貪污舞弊了。個別能者,只是假公濟私,弄半年一年,趕快辭職,即落好名,又能發點小洋財,投入生產,沒人能知其如何自私自肥。
        1930 年,王干侯任縣長,改革縣政,始撤銷十三區、十三保董,劃全縣為五大區,后改六大區,行區長制。區長尚未明定年薪,大致在百元左右者,不以貪污或犯罪犯法論。以后定為月十元,一年一百二十元,公開合法。好人,還是不愿干,嫌惹人民怨恨,嫌官吏、城紳、委員、差役麻煩也。
         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至 1923 年的 23 年間,在安定來說,還是一年比一年繁榮的時代 :饑民難民,把全縣的荒山荒地逐漸開墾,人煙稠密,農民一出門遇七八只狼、十多只狼的事,一年比一年少了,農家室內黃昏羼入狼,狼在午間傷人的事也少了。煙賭盛行,小商業、小食品業興旺,窮人容易謀生,市街繁華起來,集鎮興盛起來。二十來年風調雨順,豐收
之后,糧食不貴,存糧人多(中農,至少一年也存三五石糧食),水草豐茂,牛羊牲畜旺盛,糧賤糧多,制糖、釀酒、造粉業發達,肥豬糟牛,北供榆林,東供汾陽,23 縣只有瓦窯堡、安邊,特別突出的特殊繁榮。辛亥革命后,因為反對羊圈捐,北區李銀川、崇兒川(今重耳川——編者)(遇天山往北,玉家灣、賀家灣、南溝岔等數十村)農民自發抵抗,趕掉知縣,弄瞎紳士的雙眼。是陜北 23 縣鬧事最早最兇的縣份。陜西省西安放官赴任,上官誡別“小心刁民鬧事”,官場中以坐安定知縣為難事。1932 年起,西安官場又以赴安定坐縣長為“赴險”。但,全陜北 23 縣和全陜西百多縣,全西北三百多縣,從 1916 年至 1923 年間,八年內,唯安定、瓦窯堡為戰亂最多、兵匪之災頻繁、無一年安定之縣區 :
        916 年正月元宵節,郭堅部之高豁子夜襲瓦窯堡,駐軍軍營被用火攻,燒死多半,燒傷一部,余逃散。十六日上午高部攻城,占領,搶劫街市。居民因聞槍聲逃避,中流彈而死者四人,當民團、警察而死者二人。五千年弓矢、刀矛,第一次被“快槍”代替。雖然駐軍也有“快槍”,因和平時期,只操練,不打靶,不射擊。洋槍雖在國內已數十年,在西北已二十年左右,在瓦窯堡已四五年,但,人民,尚無一人聽到過“來復槍”的聲響,也未見到過“洋槍”打傷、打死的人。城市中人,只看到軍隊背著洋槍上操。聽人傳說,“洋槍”比弓箭刀矛厲害,擺下七桶水,“槍子”穿過去還可以打死人,但,皆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言者口焦舌敝,聽者半信半疑;若有轉述傳說者,人們要問 :“你見來?”“你試過?”“聽誰說的?”“胡扯!”“黃嚼黑道,不知哪里來的妖道!”而,經過這次戰爭,有的受驚逃奔,跌傷跌死 ;有的婦女被奸污,被傳為笑話 ;有的被軍隊捉去抬尸首,抬火燒傷的殘廢;有的眼見“土匪”(高部)逞兇,有的耳聞“土匪”喊殺,喊“有仇報仇,有冤報怨”;有的要掩埋流彈死者,孤兒寡婦號哭身歷。這次死人不多(老百姓),戰爭時日不久,半夜半日,但,給人的印象最深。“正月十五”成了安定全縣老幼男女的口頭禪。個別地痞流氓,得匪贈與,或乘亂竊到銀錢(商號商人的),或因賬約被焚,免了煙賭大債,人稱“發
了洋財”。債主罵欠債戶拖債不還時說:“不給錢,想等正月十五,發洋財!”開玩笑的人互相玩笑“誰要您正月十五不會發洋財?!”或者“你也想再有個正月十五發洋財!”
       事后,抓回好幾批,殺在城外,殺人如切瓜。殺人有成百成千人去看。剛能記事,剛能懂事的,非常奇怪,殺豬羊為吃,殺人為什么?1917 年,卻又來個二月初,小王進占瓦窯堡,全城市民幾乎逃光,幸未打仗,也未傷人。有錢人家,全家往山西逃避,認為不可安居,世事亂了,人心壞了,說不定哪年哪月會搶人,殺人,打仗。財主溫、閻、吳家,全家老幼到山西柳林磧口去住,那里是太平地方,無匪、無災、無戰。窮人們三個一群,五人一伙,下午互相亂扯亂談。他說“七米厘”,你談“套筒槍”;張說“曹老九”,李說“楊九娃”;王說“盧占魁”,劉說“郭金榜”……
        1918 年,卻又是八月二十六日拂曉,李清蘭進攻瓦窯堡,高雙城幾乎被活捉,赤身露體從史家店逃奔野外。槍聲如炒豆,流彈如雨,雙方死亡街巷十余人,激戰一日。下午,街上已有人。第二日,街市之人,宛如無事無非,似乎昨日之戰,如夢,如無,人人各干各的。可是,從此,“正月十五”有了伙伴,人們一開口是把“八月二十六日”和“正月十五”并提并論,決不單調單談的。鄉下,土匪綁票又成時髦,鄉財主(地主、小地主、富農)子弟或其家中主事人,被拉去勒贖,贖票,撕票,送禮,送鞋襪,誰被拉去,誰被贖回,誰被撕票,誰家拉走人之后家敗人亡了……又成了人們談論的中心。捉回的“土匪”,少則七八人,多則十多,二十多;對待土匪,不是刀殺了,而是“槍斃”。因而人們又流行說“吃洋落花生”或“吃衛生丸”,那是“槍決”“槍斃”的代名詞。
        田維勤的全營駐瓦窯堡,軍風紀很好,各階層人皆贊許。一次,田出外,士兵為餉遇擬兵變,其女人知覺,不待田回,召軍需人員,發餉止變,人稱其能。一次,發了軍餉,本地著名能巧銀匠齊潤娃,作假銀錁,流入田手,田數夜偵查,將齊正法 ;齊之二子,棄銀匠不當,到井岳秀部下去當兵,謀為父報仇。后田率部到河南兵敗,無下文。齊氏二弟兄,亦無所
成,無下落和結果。
    由于刀殺、槍決尸首無人掩埋,拋棄曠野,致狼又多起來,瘟疫也盛行流行起來。一位河南賣書筆小販,夜腹瀉,到河邊去洗污衣,被狼吃了,尸臭三五里。瘟疫死人,頃刻即是。有說剛見某家裝棺材埋某人,人不信之,皆言才在這里和大家談論吃餅子。話尚未畢,又一人說某人買好一個西瓜,瓜抱懷中,尚未切開,抱瓜之人卻死下了。家家戶戶,男女老幼,額上“火罐蹤”,背上腹上大大小小火罐蹤一個連一個,大的下壓小的,星羅棋布,面黃肌瘦,言不成聲,彎腰背弓,“東亞病夫”,名副其實。
       1919 年農歷十月、十一月,河水結冰,又告匪警,全城居民,東逃西奔,冰未結實,踏冰搶渡,婦女小孩,頗受涼累。
匪災雖多,雨水充足,天年豐收,旱地平川畝產千斤以上,有一坰半收谷十一石者。梨有十二兩、一斤一顆者,最大有一斤四兩(20 兩)者。山藥蛋有半斤、十二兩、一斤一顆者。南瓜有十五斤、二三十斤一個者。西瓜有三四十斤一個者。一位青年全勞,只擔兩個瓜。谷穗有二尺、二尺半長的。秋白蘿卜有二尺多長的。秋天白菜一株有三五斤、七八斤,最重
十五斤重者。
        洪水也多,最大的洪水,把瓦窯堡城墻的東門(鐵甲)沖去,水比城墻僅低一尺多二尺,幾乎灌入城內。河柴、大塊石,被洪水沖得到處都是,許多良田、田禾被沖毀。洪水過后的河水也非常深,以致淹死人、驢之事屢有出現。河水渡口,均有標識。另一方面,也有些窮人,撈到河柴、石頭、牛羊、瓜果、木料,度過窮困。也有很多人學會游泳,搶救人畜、木
料,或潛入水中撈出淹死之人畜及淹淤了的物品。善游泳者,不止履險如夷,且可救人于驚濤駭浪之中,或十、百尺深淵之底,宛如探囊取物,毫不費力,神色泰然。
       1920 年,駐軍因欠餉索餉而嘩變,打死官長去當土匪,對市民毫不傷動。
       1921 年,兵變由排長、什長等下級軍官帶領士兵,綁起連長,夜間鳴槍數響,把軍餉軍械帶上,拉上所綁官長而走,也對市民、紳商毫不侵犯。老年人談論:“世事越來越怪,文明,文明,文明到當土匪也文明起來;先綁財主,后綁官;先搶商號繼要餉,再過幾年大改良,再過幾年大改樣。”
        冬,地震,山岳動搖,高山上的廟宇窯洞坍塌,平地的房屋也裂,戲臺上唱戲的抱住臺柱不唱,看戲的人被震倒睡下一地。邪說橫流,異端紛起,百口百說,莫衷一是。
       1922 年的農歷閏五月初五,夜間,駐文昌廟的一排駐軍,半夜,鳴
槍數響,表示兵變,立即走了,既未入市,又未入城,全排連官帶兵,整整齊齊而走。槍響之后,居民、市民或逃入山溝躲藏,或逃附近農村。
       1922 年六月,距瓦窯堡十里附近,捕回土匪數人。總之,八年間,沒有一年沒戰爭或兵變。老百姓則成驚弓之鳥,一有
槍響,人皆逃奔。演化至男女小孩結隊游戲,互列陣營,互相作戰、講和、援助,街巷被據,石子亂飛,行人被傷。警察局勸告家長管教,有的孩子頭破血流。
        辛亥革命之民國元年起,至 1923 年 12 年間,瓦窯堡,步兵、騎兵,住過七八種番號,至少一連,多至一旅。來時為連,走時為營、團、旅。鄉間小土匪鬧,城市,大土匪,大兵災,加上苛捐雜稅,修城墻,修寨子,給軍官建碑坊,給縣官、委員出供應,給軍隊供差役、糧草、蔬菜、用費、器具……負擔、勞役,加上繩拴、棒打、吊拷、禁閉、勒索。戰災,兵災,匪災,官災,瘟疫,加上煙賭盛行,煙鬼賭棍在傾家蕩產后,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斗毆,懸梁,服毒,跳崖,尋死覓活,不是死男就是死女,不是死老就是死少,不是死人就是跌傷、瘋狂、毒昏……還有債欠之間,打架,打官事,拉牲畜,擋牛羊,要田地,抵房屋,遭人命,起訴訟,紛紛亂亂。老年人中的封建迷信分子們說 :“世事越來越瞎,有前清,必有后清 前漢后漢,民國民國,不如前清。世亂紛紜,誰想怎就怎。昨日土匪,今日收編,明日成官,老百姓還得頂戴!”中立人士們說 :“亂了,亂了,還要亂,亂極,人才思治!”
       1924 年是小旱災,陜北,安定,自庚子后(辛丑不平等條約,八國聯軍入北京之役),憑煙賭興起的繁盛,又開始衰替。本來,自 1916 年戰爭起,物價、金融,開始波動 :銅元漸多。有當二十的。開始使用銀洋。前此,純用銀錠、銀錁、銀塊。而且一兩銀子從六、七百文銅錢漲到八、九百、一千多。銀元一枚作五、六百文銅錢,漲到七、八百、一千多。一
枚銀幣只作六錢銀子,漲到七錢、七錢二、七錢五。一斗小米從二三百個銅錢漲到六七百文。一匹布(一尺三寸寬,五丈五尺長)五、六百文漲到千多文,甚至漲到一尺七、八十文。一個餅子從兩文漲到十文。雖然,各種用品漲價,七八年間是慢慢漲,缺時漲,多時回跌。人多,荒地開墾多,日用品漲,農產品漲,差價雖然懸殊,天年豐收,戰亂,疾疫,人還覺得勉強可以度日。到安定、瓦窯堡來的饑民、難民,不只沒有餓死一人,而且個個家家都過好了,有的還發財回籍去了。但,從 1924 年旱災出現,物價騰貴,金融大波動:放債的月息從二分變成至少三分,甚至五分。當鋪,由二分改三分。小押,由三分改五分。多年的低利借貸,互通有無,變成了高利貸,催命鬼。銀幣一枚,二千文。餅子,一個二十文,只四、五兩重,不及過去兩文的半個大。過去,一個中常飯量人,一文豆腐,二文或四文餅子,一頓管飽。此時,三、五文的東西須出八十或百文上下。
       兵餉,最初一人一月一兩銀子。民初,二三兩。1916 年至 1920 年為三、五兩。1921 年起每人每月六元,克扣之后按四、五元發。
       工資,民初,年工,一年最高十千文。1916 年后最高二十千文,1921 年后最高四十千文。1924 年后,最高二三十元,每月才二元左右。大商店的最高工資年七八十元,已是貴族工人了,二掌柜。秋收后,雖又回跌,跌的沒有漲的多。以后只有漲沒有跌。1929 年大旱災,漲得更沒有樣子了。
       全縣居民,老戶不太多。縣城,以史、王、孫、賈數姓為多。鄉間,李、張、王、強、趙、井、石、郝、楊、劉、馬、馮、白、惠、曹、吳、秦、閻、欒、南、謝、鄭、齊諸姓多。清初及光緒初年旱災后,由山西移來之人,約占五分之一。瓦窯堡及近郊又有膚施插花地,閻、吳、秦、馮四姓多為膚施之民與地。東部,楊家園(今楊家園則)往東,雖安定人,口音已帶清澗語音。北區,口音獨特,哪里也不像,叫“驢”為“魚”。南區,近延川者為延川音,近延安者為延安音。只有西區,城區,瓦窯堡及近郊為純安定口音。言語、風俗既不與綏米同,也不與三邊、延安、延川同,更與清澗大異。除煙鬼賭棍外,居民勤勞,儉樸,淳厚,忠直,勇敢。拔貢、秀才,和農民一樣擔水、擔炭、種地、撿糞,這是 22 縣,甚至全國沒有或
不多的。待客寬厚,甚于各地,家中窮的吃不上,待客總要弄些好酒、好肉,好面、好飯,好接好待,使客人滿意,歡樂而來,歡樂而走。重然諾,守信用,惡欺詐,尚誠實、愛交友。
        民初之前后,窮人雖有,但多煙、賭破產者,原皆地主子弟。只有外來戶,才貧無立錐。對窮人,也不苛刻。本地窮人,只要戒煙戒賭,不賣光住宅,數年即可自足生存,甚至又好過起來。外來窮人,只要不病死,不盜竊,不遭天災人禍,三、五年,也可翻身。因荒山多,租率低,只要不煙不賭,只負擔二八租子,遇荒地多、田賦重、人口少的地主,他為收租以交田賦,太重,沒人種,他還得“空納糧”,所以,按當時個別情況論,佃戶很易發財(官廳不收苛捐雜稅,可以借住、借用工具、用畜),甚至還可以捉弄這種個別土財主(他要防匪、防盜、防綁票,不得不借重他人人力以自衛)。1921 年以后就不同了,駐軍多了,地主富農負擔重了,物價、金融、高利貸甚了,佃戶的租率也高了,奪佃,增租,三七,四六,對半,租窯,租工具,租牲畜,借籽種,借口糧,皆須還本還利。過去如鄰如友,可以互通有無,互相利用(如牲畜只要拉去用,給牲畜喂草料即行。地主只算閑喂不如佃戶拉去用,可以自己省些草料)。此時,算盤打得更細,剝削隨之,光省草料不行,還要牲畜身上得利了。綏米一帶之剝削方式,剝削利率、租率,也由佳、吳、綏、米南移之戶帶來。移民多了,爭種爭租,致教訓了地主。1921 年后,人愈稠,荒地愈少,剝削愈重,剝削的門徑也愈多。
      由于土地產量低,山地多,有地百坰,才自耕農。依地租過活,非有數百坰千坰者不可。因此,很多中小地主也參加耕種。多為自種、雇工種、招佃戶三種混合經營方式。安定,全依地租、不耕不種者,全縣只有縣城住的幾位土豪劣紳兼地主者。鄉間,即使擁地千坰之大地主,亦皆自種、雇種、佃種。不過,種的好地,牲畜好,強,工具好,受的早晨苦(一早
勞動,午后不上山,不背),半日活,輕勞動。有的地主耕作比雇工還厲害。有權不到地去一二日,家中作輕活休息,裝忙,他比雇工還忙。這是安定地主除剝削與他處地主相同外,在生活、勞動方面與他處地主不相同者。
      全縣,東西約二百三、四十華里長,南北約二百四、五十華里寬,為四萬至五萬平方華里。
      清末的文官,最大的文官為史宜右,工顏體字,為清末全國四大名寫家之一,給光緒皇帝當過講師,史唯然之曾祖輩,民初始歿,為京官中之七品,有權直接給皇帝上奏折奏事,可出入皇宮(侍講,侍讀),綏德扶風寨之“馬氏祠堂”為他手跡。武官出過“四品帶刀侍衛”,史姓,比文官早些,是保護皇帝的武官,等于中將級之警衛副官,在同治及光緒初年,后代墮落衰敗,民初全憑賣土地房屋過日子。其余則拔貢、貢生、監生、廩生、秀才還不少。宣統年的拔貢最多,可能因有史姓這樣文武官之故。縣內好多秀才、貢生,個別拔貢,出錢買的,因而,有不識字之“忙秀才”,民間嘲笑之。
       同治年,平回亂之湘軍中有龍仁荄,修瓦窯堡城墻,名龍公城。將許多土地交給書院,在瓦窯堡修一“正誼書院”,安定縣城修一“文屏書院”,又給些銀兩作為書院基金,存商號生息,供書院開支。同治后之安定文人多出于這兩個書院。民初,兩個縣立初高兩級學校,還是這兩個書院之地址、土地、經費。直至土地革命把土地分了,把債抗倒了,才止。1927 年后,縣教育局才一年給補助一部分經費。正誼書院有孔子廟,龍公之牌位陪之,無七十二賢。每年春秋開學,全校師生須先祭孔祭龍。此禮,也在土地革命始止。其嫡系后代回湘去了,留一二家在瓦窯堡,衰落,學校年救濟之。土地革命也給其窮后代分給窯洞、土地,人口不旺。
       縣政,縣長是傀儡,完全把握于三老紳之手。三老紳,孫子鴻把持財政,王伯揚、李耀輝把持教育。清末貢生。孫為全縣最大地主高利貸者,明朝至今之老地主。王為地主之窮者,土地、財產均不多,煙鬼,人能干,文筆才華好,耿直,還照護窮人利益,也不貪污,縣長、劣紳利用他作地主階級的謀士、策士,也厲害,料事多中,所以統治階級不舍他。1935
年,遣子投降紅軍,為赤衛軍誤殺。瓦窯堡解放,因年老,癮深,多年民怨,鎮壓了。李為清末民初之暴發戶,到過西安、北京,人極糊涂,左右搖擺,投機。小有產,比王富有,比孫差得多。子女多,會巴結官吏,故孫亦不放他。后任陜北地方銀行安定分行經理。瓦窯堡解放,鎮壓了。他是三老紳中之出外辦外交的。各方皆有人埋怨他,他是各方面的出氣筒。孫在 1934 年為安定游擊隊拉豪紳捉住肅反了。這三老紳從清末至 1934 年,把持縣政三、四十年,不只農民恨、鄉紳怕,連坐縣長也對之不痛快。王干侯任安定縣長,公開給地方人說 :“安定五霸猖狂,子鴻加伯揚,東黃天錫,重光(李之字)宋永昌。”只有駐軍不怕三老紳和五霸。
       另有史賈兩人。史管田賦,煙鬼,深居簡出,多分肥,不直接到老百姓,偶有訴訟求之者,他抓住大頭,敲他點。因此,暗中有人反對,公開無人反對。他通過子侄,散布縣官及紳士黑幕之內幕,所以,我們革命的人,雖劃他在劣紳之類,覺他還有泄露黑幕之作用,也不之怪,不之咎,病死。賈為宋江、張文遠一流人,清末民初在人民訴訟方面弄錢,早死,人不之咎。子弟多,多數好,改業,有三、四人教書,故人也不之較。土地革命,殺其一子。他的孫子有革命的,已成干部。兒子有三個參加過革命,離叛,一死,一勞改,一在關中經商。這兩家對縣政起不了把持作用,故人多不注意。三老紳雖封建的要死,頑固,守舊,不進步,但皆未如叛徒或 1930 年后之國民黨員那樣反共,三人中可能李入過國民黨。這些人,客觀上的反動本質決定了他們的命運,其主觀上的個人反共反革命罪惡,比之叛徒和“剿共司令”“鏟共司令”,那是連一件反共血債也沒的人。這些人若生長在大城市,不一定死得早。二三十個縣長,只有一個對他們不滿意,其善于奉迎、投機,23 縣,這種紳士也不多。三位土劣,把持縣政三十多年,沒有土皇帝威風,一縣之官與民,很少人能斗過他們。土地革命革掉了他們的命。
       辛亥革命后,從西安回來幾位剪了辮子的秀才,老百姓笑 “二毛子” “假洋鬼子”,又把剪下的辮子,假裝盤在頭上。1918 年,基督教小學、縣立高小校的 20 歲上下留辮子學生,在剪時,還發生許多問題。
       民初,有位郭海寬,告縣長,被縣長按哥老會造反,殺掉。
       到西安住第一師范的一人,叫欒思榮 ;第一中學的二人,賈尚策、賈良策 ;到杭州住蠶桑學校的二人,孫禮亭、高子清;到太原住法政專門的三人,溫子明、賀家瑞、楊彩霞 ;到榆林住中學的營爾斌、郭光青、賈子明、史唯然、井助善、井憲章、郭清廷、井相敦,后期的楊國棟、焦維熾,住單師的賀延年。這些人,早的趕 1920 年已返回,有的只住半年、一年
即不住了。為后來高小校之教員及縣教局人員。學軍事住武學校的,只有謝子長一人,住太原講武堂(有的叫軍校,有的
叫學兵團)
        老一代中,有不識字的秀才(買下的),有自學下的怪才人 :楊漢卿,字寫得比拔貢的還好,所有碑、匾、柳趙、隸、篆皆佳,醫、相、星、卜、陰陽、呈狀皆行,會刻,會畫,會做紙貨,人很笨拙,做出的,寫出的,畫出的,治病,做生意,誰也趕不上。原來家貧,自學,多才多藝本身掙下的家當。人極圓滑,什么人也能往來。任廣盛烈士, 聽別人念書,自己學口歌,能將全部四書大小注和本文背下來。惠生財,寫得比秀才還好,自學而得。惠澤仁烈士之父。樊學禮,賣涼粉手不釋卷,逢人便問,能把全部四書講下來,毫無錯誤,不亞于經師。他的自學,人謂其“識字”為“拾字”,言其見人即問而拾得也。用這種精神學馬列主義的人不太多。這些人原皆文盲,貧苦,后皆因自學而名。
       1924 年以前,全安定,三萬多人,既不知馬克思,更不知有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連民國的總統,還是看過《民國演義》的,才知道有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馮國璋、曹錕,對孫中山的首任總統還以為是混了一混,
椅子也沒坐穩,過渡人物,到后來經國民黨吹,才知道有“國父”之稱。
       先生、課本,并不講這些人是干什么的。婦女,農村的主要是碾磨、針線茶飯,能利用午間去壓瓜條,摘豆角,尋野菜,撿地軟,采桑喂蠶,會紡會織,就是了不起的能干主婦了,其家必興。城市的,以針線茶飯為主,有的連碾磨活不會,連毛驢不會騎,不會上下。老貧無靠者,做豆腐,賣煎餅,賣稠酒,賣雜面。少數給估衣鋪、
裁縫鋪幫做零活。
       小娃娃,七歲起,鄉下從放牛放羊干起,擔水,砍柴,喂牲口;城市,撿石炭,撿焦炭,當學徒做起,不能吃閑飯。供書的,上學,貧家,半工半讀。女孩子,七歲起學針線,洗鍋碗,打掃室內院外,學紡線,搓麻繩,合線,也學過日子。諺語謂“女娃上十二,要抵娘一半。”家庭瑣事,生活飲食、衣服都已會干 ;有的十三、四不出嫁,完全擔當一家生活。女子,根本沒有任何權力,只有待字家中,出嫁了事。到出嫁之后,即所謂“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再不過問了。到死后葬埋,娘家最后出面一次,好行好結束,不好,也行一結束。婚嫁用品,尚雙,尚紅。喪禮,三年,年年不同。婚喪禮頗隆重。
        原來婚嫁,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問聘納采,但賣女過日子的人,還是不多,除非窮至無地可賣、無物可賣,才把女兒的聘金當錢過日子。就這樣,清末一個女孩子的聘金才八千文,十二千文,二十千文,二十四千文,或者八兩、十兩、二十兩銀子,最多一個元寶(五十兩)。出一個寶的,不論男家女家,即聲聞鄉里,人頗震驚。民國年,戰爭、兵匪之災,苛捐雜稅多,安定、瓦窯堡,有些人風行賣女兒給軍官,從排長至連、營、團、旅長,也有給委員、縣長賣的,后來演至給什長、馬夫也賣,一個女兒從一百元至三百元,以至有官太太、旅團營連及馬夫太太,老太爺亦如之。風聲所播,陜北人欺負安定人都說 :“安定家,瓦窯堡家,全憑太太、老太爺的力量吃飯哩!”井岳秀本就蹂躪榆林婦女不少,其部下則蹂躪安定婦女不少。買去之后,有毒死者,有打死者,有販賣者。有些人,確實也憑女兒減免了苛捐雜稅,養老育幼。有些還庇護鄰里親友減免負擔。有些仗上女婿軍官之勢,橫行鄉里,成為惡霸,無人敢惹。也有仗勢行兇霸道被人民責罵處罰者。
       清末,溫姓,山西人,富商,為入安定籍,賄買官紳之外,收買當時全縣上學的學子。出了一個拔貢,坐了四川縣官,貪污,名聲不好,窮得也快,本地無人說好。另有一家,本地老戶,父子兩代兩個拔貢,皆放了四川知縣,窮無路費,兩代皆未赴任。科舉時代,爭名奪利的人生觀,爭名奪利天經地義的時代,這樣人很少。結果,兩代皆教書終身。兒子當一
任省議員,只二年,劉鎮華被驅逐,議會散,未任足四年。土地革命,鎮壓掉了。
       基督教在縣城和瓦窯堡盛行過,以瓦窯堡最興,建有救世堂,安定縣城叫福音堂。初為英國人,屬延安教區。后為美國人篡奪,改歸汾陽教區。初有一些膚施秀才入教,致其氣焰猖狂一時。天主教在吳家坪建有教堂,屬延安教區。因基督教立學校,施醫藥,人雖反對,還不多說怪話。天主教因其宗教儀式比基督繁雜、落后,又信神,又敬神,許多地方反比中國原來的敬神敬鬼也繁瑣了,所以老百姓說“天主教,瞎胡鬧,不燒香,只放炮”。基督教初由山東、山西、三原人傳教,后培養下安定城內本地人。天主教,外國人法、意、比、荷、西教士往來,吳堡人薛中茂神甫主持平日教務為多。與北京教區為一系統。
       1921 年后,大地主、大惡霸皆不供子弟上中學、上大學,五大惡霸只有李姓一家供了兩個上中學的,因他是教育界多年。其他鄉間大財主,子弟上中學的,百不及十。這是安定又一特點。當兵,搞民團為主。
        從 1921 年起,全縣 900 兩銀子的田賦改為九千元銀元,而每元銀幣又按比市價高二三倍至四五倍收,到 1931 年后按十倍收。過去,縣長一月多少薪金,不向人宣布,也無人敢問,無人可知。后來知道,一月 240 元。
      鴉片煙直到 1933 年才禁絕,初每年要一千畝款,每畝五元到十元 ;1921 年后,固定為每年不論種不種,要三千畝的款,而且每畝又從十元增至十五元 ;到 1931 年邵力子主陜后,每畝省府要二十元,井要四十元,縣附加之后,人民實際出五十元,而且對縣長有所謂“提成”之分贓辦法,即縣長向省交一千元,其中有百元為縣長可以私有之款。貪風日甚,催逼
日甚,縣長竟親自拿上馬棒下鄉催款,逼迫老百姓賣兒賣女,傾家蕩產者,以至,不只窮人不能生活,上升戶、富裕中農、富農、小地主、土財主也朝不保夕。因而,安定自 1928 年起,白德勝等游擊隊、狙擊隊活動,無人向官軍告密,直至強世清游擊隊狙擊打死縣長劉墅明(安徽宿縣人),反動政府把出事地點村子的富農、地主、商人抓起,拷打,無人吐實。后來,因游擊區不鞏固,綏德田莊出了叛徒,白德勝、任志貞夫婦作戰負傷,隱蔽養傷,為叛徒所告密而被捕遇害 ;強世清等因久戀家庭,為處理善后事情泄密,致為狗腿衙役偵知而被俘遇害。就這樣,鄉間地主富農還是恨駐軍反官紳為主(因為游擊隊的行動,使他們不進城市,不交款捐,不受官廳剝削和壓迫)。戰爭,苛捐雜稅,貪官污吏,駐軍比土匪還糟蹋人民厲
害,土匪又多,23 縣以這一縣為最多災多難之區。所以,革命的武裝斗爭,也以這一縣搞得最早,失敗的最多,以至,后來革命和反革命雙方拉鋸,也在全西北、全中國而論,在這一縣拉鋸拉得最多。
       為東西及南北交通之中心,皮毛、大煙,由西向山西,為必經之地 ;百貨布匹,東由山西來,西至三邊、寧夏、甘肅、新疆 ;糧食北運,銀錢南流。民初,不只出產鴉片多,而且走私向山西販大煙者,也多,太原、汾陽“坐老監”的十年徒刑犯人,許多陜北人中以安定人為多。酒,出名,向西向北銷,年出口數萬斤 ;糟牛向山西輸出,農歷二三月,年數百頭。
       同善社從 1920 年至 1925 年盛行,后漸衰。
       “在理”,秘密結社,道佛相參,夜間“齋禮”,直魯豫人搞,畫符,念咒,施藥,1919 年起,搞了兩三年,自散潰。
       哥老會,從清末,至土地革命起始止。為西北的一個出名大碼頭。和官、紳、駐軍、土匪皆有往來及關系。革命在最初,也利用過一個短時期。
       炭,最出名。油母頁巖藏量最多。不只數量多,遍地皆可開炭窯,質量也極好,燃之易,火力強,火力硬,可煉金、銀、銅、鐵,且出焦炭。炭,不只供應本縣,還向清澗輸出。焦炭則遠運靖邊、定邊、安邊出售。
       二千年間,炭、酒、豆腐、糧食,為豐盛輸出之大宗。純農桑,后桑蠶被破壞。為兵家必爭之地。為水、炭、糧最賤最富之地。
       1916 年之前,最高利率為二分,地租只十分之一。1921 年后高租高利之風漸甚,1929 年大旱及國民黨搜刮,大加三的利息,月利,復利,現剝削(百元,只拿 95 元,計利仍按百元算),比陜北任何縣之剝削、壓迫為甚。
        全縣,土地以西區貧瘠,土壤不好,產量低,但牧羊多,副產皮毛及羊輸出多,草多“地椒”,山羊肉特別香,為名產。東區,平川地多,產量高,較富庶。北區,民風強悍,尚武精神及風俗盛,幼年即學拳術,特長“棍擊”,走路時,手各一“栒子棍”,與身等,名“等身棍”,精者,一人可抵御一二十人,對付持刀矛者,也可抵四五人、七八人,不至受傷,可以自衛。平素多拿四五尺之鞭桿,名“鞭桿手”,至少一人抵敵一二人。械斗、鬧事,多在這個區域,民間的刑事斗毆,也以這個地區的人多。
      各種矛盾最多之地,為瓦窯堡:膚施、安定兩縣官紳為貪污,為枉法,為徇私,為爭權,為勞役,為負擔,統治階級之間也爭鬧不休。人民之間,兩縣之間因地界、債權、負擔之外,還夾雜有外省外縣客籍間之糾紛,主與主間,主客之間,客與客間,互相攪雜的糾紛,千奇百怪,應有盡有。農商之間,官民之間,首先反映與突出的是知識分子和官紳的斗爭,從歷代以至民國,代代有之,比各縣皆激烈、慘苦。
       商業和金融,完全操于山西人手,大商號皆從平遙、太谷、榆次、汾陽、絳州等處分來,名曰“發莊”,本號在山西,每年分四次向山西送“柜金”(貨款),經理三年一回家,學徒有兩年、三年兩種回家辦法,皆不帶家眷。其分號,西至三邊,寧、甘、新皆有。專經營布匹、綢緞、婚喪衣著嫁具。號規極嚴,分為經理、二掌柜、司賬先生、跑街、站柜臺、學徒,層次分
明,不許逾越。一年至三年給分號做一次總結,決定下次再做多大及多少年。不做投機倒把,保持中國商業資本家十一之利的傳統。不和人生氣打架,也不罵人,待客和氣。對欠債、賴債、拖債之頑皮偶有為討債叫罵糾打,出于伙計。經理,有為東家兼者,有為身股兼者,負全責。1921 年前,以客籍自居,也不過問地方事,也沒負擔,掙得本利,全拿回去。1921 年后,官、軍苛捐層出不窮,初向商會借款,繼向商會派款。成立商會,初只分派捐稅,后因官廳和軍隊為錢仰仗于商會者多,以致 1930 年以后,商會無異縣署及駐軍之“太上皇”或幕后人,一切反而惟商會馬首是瞻。1916年前,本地地主富戶,有溫、閻、孫三姓大地主兼大商還可操縱一部分市面,1916 年正月十五日亂后,三家商號先后倒閉,本地人只能開店(不用什
么本錢,一家為主,或幾人合伙即行),做二三百元的小門面生意,貨物還是從“發莊”批發來的。縣城,更可憐,只有幾家商號,雖其后臺東主為大地主,但,不多放本,最多只三、五百元資本。因此,金融及經濟命脈,全在山西巨商之手。皮毛全由交城“皮客”決定,“皮客”來,開行(掛牌價),預購,則小販也好,屠宰業也好,立即繁榮起來。“皮客”一走,無人收購,牧業、屠宰業之繁榮立即蕭條。平素,開磨房,開糧食店,鴉片店,小食品,零用品,銀、銅、鐵、石、木匠共約二三千人,比保安、安塞、靖邊、延川等縣,應有盡有,還算不錯。要比綏、米、榆林,則百不及一。全縣人口,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為農業人口。 
 
 
 
進入論壇 來源:子長新聞網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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