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察哈爾抗日前線上的謝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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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01-24 12:23:24   來源:子長新聞網    點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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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謝子長、閻紅彥在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受訓結業后,中央局決定留他們在保衛部工作,由于謝子長提出自己熟悉北方局工作,于是中央局派他們到北方局工作。     

一、積極參與組建十八師,壯大革命力量

     奔赴抗日前線,參加前委工作。1933年初,日本帝國主義在侵占我國東三省之后,又貪婪地侵占了山海關和熱河等地,并準備大舉進攻華北地區。為了推動國民黨地方實力派走向抗日,中國共產黨派出大批黨員和干部,分赴愛國將領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部工作。同時,派出大量黨員和干部,組建革命武裝。謝子長和閻紅彥受組織委派赴張家口開展抗戰工作。

1933年5月26日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組織下,愛國將領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在張家口成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向全國發出抗日通電,宣布反對國民黨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的賣國條約—“塘沽協定”,提出了武裝反抗日本侵略軍和收復失地的口號。為了加強黨對熱察前線及抗日同盟軍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河北省委成立了以柯慶施為書記的前線工作委員會,謝子長和閻紅彥都是前線工作委員會的委員參加了前委的工作。

搞“兵變”拉隊伍,組建十八師。前委成立后,經馮玉祥同意,中國共產黨以參加清澗起義、渭華起義的陜西共產黨人為主組建了中共獨立掌握的武裝十八師,由許權中任師長,謝子長負責黨的工作(相當于政委),楊曉初任參謀長,霍世杰任軍需長。許權中第十八師中還有閻紅彥、強龍光、王懷德、李錦峰、宋文梅、王再興等陜西籍共產黨人。

隨后,前線工作委員會委派謝子長、閻紅彥到包頭孫殿英部組織“兵變”。謝子長和閻紅彥很快就與在孫殿英部工作的地下黨員、副團長劉振遠等人取得聯系,向他們傳達了前委的指示,并在劉振遠的配合下,成功舉行了“包頭兵變”,拉出一個團,編為十八師第一團,成為十八師的主力,李錦峰、宋文梅又從何柱國部拉出一部分隊伍,也充實到這個團。劉振元、許權中、強龍光也組織兵變,拉出幾支隊伍,編入了十八師。而后,許權中的第十八師成為前委領導下的主要軍事力量。由于當時陜西省委是北方局下屬革命力量最強的組織,加上大革命時期陜西省委曾經和馮玉祥有過很好的合作,相互比較熟悉,所以陜西共產黨人在同盟軍里面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中共還在二師、五師、十六師、十八師等部隊里建立了抗日救國會、政治工作委員會和宣傳隊組織。正是由于前委和以謝子長為首的陜西籍共產黨員的努力工作,才換來了馮玉祥的巨大信任,并最終促成了抗日同盟軍的組建,壯大了察哈爾抗戰前線的革命力量。

二、反對“左”傾冒險主義,提出正確的軍事主張

   協助前委工作,隨軍前往張北。抗日同盟軍成立后,分兵三路,由張北出發奔赴抗戰前線,對日作戰。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先后收復了康保、寶昌、沽原、多倫等戰略要地,將日、偽軍全部驅逐出察哈爾省境,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信心。然而,倒行逆施的國民黨蔣介石卻以“妨害中央統一政令,破壞整個國策”為借口,采取各種手段破壞抗日同盟軍,并從軍事上對抗同盟軍,日偽軍也乘機分路向察省進犯,使同盟軍從成立之日起就陷入國民政府軍和日偽軍包圍的境地。

與此同時,在王明“左”傾錯誤的影響下,1933年6月20日前委在張家口展開了3000人“反妥協大會”,公開提出“打到馮玉祥”的口號,進行罷工、罷課、罷市活動,把張家口搞成“一片紅”,嚴重地破壞了同盟軍的團結,分化了革命力量。

在蔣介石大兵壓境,抗日同盟軍內部分裂,日軍的大舉進犯,中共前委“左”傾錯誤的壓力下,馮玉祥不愿因御外侮,引起內戰,致使日人漁利。8月初,馮玉祥被迫離開察哈爾隱退,一部分將領也因動搖妥協而至逃跑,部隊陷入混亂。

面對如此危情,8月8日前委在張家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黨領導下的二師、五師、十六師、十八師、干部學校等抗日力量一同撤往張北一代,前委隨十八師行動,因此謝子長隨軍前往張北。方振武、吉鴻昌于8月16日在張北通電繼續抗日,方振武任代理同盟軍總司令。

 提出同盟軍西進與陜北紅軍會合的正確主張。8月24日,前委在二師三團駐地康保縣張北二泉井村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上柯慶施要求部隊去河北中南部建立蘇區;也有人主張東去獨石口與方振武會師;而謝子長、閻紅彥卻據理力爭,主張同盟軍與陜北紅軍會合。謝子長指出:“華北一代交通四通八達,部隊到那里不易立足,紅24軍的失敗應引以為戒。部隊拉過晉西北,到陜西北部與紅26軍會合,那里地域遼闊,交通不便,敵人不易進攻。在那里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等站住腳再向山西、河北推進。”閻紅彥也分析說:“河北一帶很危險,那里離敵人的統治中心太近,我們難以站位腳跟,應到陜北與紅26軍會合。”因為當時在同盟軍中中共還控制著15000人左右的部隊,如果把這些部隊集中起來,西進綏遠,爭取與陜北紅軍取得聯系,在晉綏察邊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不僅可以壯大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也可以有效地牽制國民黨軍隊的兵力,從而有力地支持中央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活動。所以謝子長提出的意見是從大局著眼,是實事求是的,是否合這支隊伍發展的中肯意見。然而他們的意見并沒有被采納,前委書記柯慶施說:“到陜北去,連飯都吃不上!”陳伯達當場指責閻紅彥“只知道你們陜北去”,是“大西北主義”,他主張中共應當退出同盟軍。最后前委決定部隊開赴河北中南部建立蘇區。

由于這一軍事戰略上的決策失誤,二師、五師、六師先后被宋哲元收編。獨師口會師后,剩余部隊又輕率地做出攻打北平的決定,10月中旬被何應欽邀來的日軍大規模合擊,傷亡慘重,彈盡糧絕,就這樣由中國共產黨獨立掌握的這支抗日精銳部隊被前委的“左”傾冒險主義、國民黨與日軍的聯合絞殺完全葬送。

謝子長隨同十八師在河北的牛欄山、昌平、大小湯山與賣國降日的國民黨軍苦戰一個多月,死里逃生,回到北平。1933年底,中央駐北方代表委派謝子長擔任西北軍事特派員,回陜北領導游擊戰爭。

謝子長參加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雖然最后失敗了,但他從醞釀抗日同盟軍成立、組建十八師、以及建議同盟軍開到陜北、與“左”傾錯誤的斗爭中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也反映出當時的謝子長經過抗日前線的鍛煉在革命斗爭中已經認識到了開展游擊戰爭、根據地建設、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對他回到陜北領導陜北武裝斗爭,建立陜北根據地產生了重要影響,最終為中央紅軍落腳陜北、開啟中國革命新征程作出了重大貢獻。

 

 

進入論壇 來源:子長新聞網  作者:周 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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